《表1 国立北平图书馆南运文献存放地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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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重要文献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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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华北形势日趋紧张。11月23日，教育部密电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蒋梦麟、副委员长傅斯年及副馆长袁同礼，要求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贵重书籍应采用秘密方法择要转移到南方，以确保文献安全[2]417。国立北平图书馆鉴于局势恶化也有此计划并已着手准备。经研究决定将贵重书籍运往上海和南京保存，为此还特意向教育部申请了4000元的装箱费和运费。在1935年12月6日国立北平图书馆请教育部报销部分装箱和运费函件中附有一份装箱清单，注明共南运586箱珍贵文献。其中善本甲库197箱，善本乙库107箱，敦煌遗书49箱，内阁大库舆图15箱，汉石经、楚器及金石拓本8箱，西文整部科学杂志116箱，西文东方学书籍30箱，梁启超寄存书64箱[2]424。根据原定计划，国立北平图书馆寄存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内供其使用的西文书籍也在南迁之列，但考虑到该所研究需要，应其请求，此部分书籍最终没有南迁[2]352。最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的善本中只有文津阁《四库全书》因受到宋哲元阻挠和1936年1月后新购的善本来不及南运，其他的全部善本（甲库和乙库）、敦煌遗书、内阁大库舆图、金石拓片及楚器、西文善本、专门杂志和参谋部地图均安全南运到上海和南京[2]716。南运文献的主要存藏地点也留有文字记录（表1[2]433-439）。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所以要把文献转移到上海和南京，当然有南京是国民政府时期的首都、上海外国租界较多，相对较为安全的考虑，但更为主要的恐怕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一是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蔡元培先生长期在南京政府任职，文献搬运到南京和上海可得其关照；二是国内学术机构多在南京和上海，南迁的部分文献或可以就地开展服务；三是上海中国科学社以及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与国立北平图书馆有合作计划，派驻在上述单位的职员可承担起照看并保管两地文献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