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安委会委员的职业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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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判定农业转基因生物是否安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群体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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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或类似机构）成员的职业类型结构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纯科学模式，参与安全评估的只有科技专家，如美国、加拿大；另一种是多元构成，除科学家外，还有政府官员、环保组织负责人以及消费者代表等职业类型，如巴西、印度。我国长期以来独树一帜，是科学家与政府官员（2）的二元模式（如表3所示），只有朱鑫泉和方向东两名委员曾分别以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理事长和常务理事的身份当选过。这样的二元职业结构缘于我国科学家与政府官员共治的科技治理体制。前四届官员委员的比例稳定在22%～30%之间。这些官员委员大多是农业部、科技部、环保部等相关业务司局的负责人，以农业部官员为主。大比例官员委员的存在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政府部门或官员个人恋权，其背后可能存在一定的行政理性。在我国，选择决策咨询专家的首要标准是机构的代表性，其次才是专家的专业成就。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决策权分散在各部委相关司局手上，即使科学家达成了共识，也必须经由他/她所代表的司局领导的同意。在政府看来，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协调难度，选派有业务背景的政府官员担任委员也属顺理成章。受2009年底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事件影响，官员委员的比例从国3届开始急剧下降，最近的国5届官员委员只剩下2名学者型官员（1）。二元职业结构演变为全部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单一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