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宋代花谱内容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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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与知识:明代花谱撰写中的两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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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邱志诚:《宋代农书考论》，《中国农史》2010年第3期。

笔者还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即明代专论品种与种植的花谱都与坊刻丛书的出版联系紧密。明代是丛书发展的繁荣时期，而这一时期的丛书尤其以坊刻丛书发展为甚。（4）明代许多花谱都曾收录在丛书中而被保留下来，其中有好多如黄省曾的《艺菊书》、张应文的《菊谱》、薛凤翔的《牡丹巴书》与《亳州牡丹表》等，（5）皆在笔者前揭明代专论品种与种植的书籍中有所介绍，除此之外，余下的大量花谱也属于“品种+种植”模式，例如严汝麟的《亳州牡丹志》便是先介绍亳州的牡丹品种，然后引录前人有关“裁牡丹”“种牡丹”的资料，且严氏的品种记录仅为性状介绍，并无品鉴的成分；（6）又如高濂的《草花谱》，其实是书贾从高濂的《遵生八笺》中辑录出来的，其中内容多是关于不同花卉产地与性状的说明。（7）另一方面，以上这些丛书大部分均为私人刊刻，其中所录多为撰者原书的删减，如上文所引《草花谱》与薛凤翔的撰述，再如王世懋的《花疏》、俞宗本的《种树书》皆是如此，有学者在批评明代这种丛书的风气时写道:“明人刻书，往往删削割裂，不求其全。这一方面是受《说郛》的影响，一方面也是明人刻书粗疏而不严谨的反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受商业利益驱使，缩小篇幅，降低成本，以牟取暴利。”（8）但是明代丛书的这种操弄反而能让后人了解，当时社会的士人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因为丛书的出版者正是通过对社会书籍需求的把握去刊刻丛书，从而获取利润的。（9）那么，站在这一视角上来看，明代士人对于花卉的自然知识的需求是相当旺盛的，大量的丛书刊刻（其中还有重复刊刻）了相当数量的花谱，这些丛书是“品种+种植”的自然知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