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国内外研发支出结构对比（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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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基础研究——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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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国技术科学研究的发展情况较为复杂。70年来，奠定新中国竞争力基础的重大成就几乎无不源自技术科学研究，无论是“十二年科学规划”还是“两弹一星”工程，都是“任务带学科、学科促任务、成果为学科提供载体、学科为成果提供支持”的成功范例，我国力学、数学、通信等学科的传统优势即由此而来。正因如此，我国的科技体制一直为技术科学研究留有一席之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或多或少地强调应用导向。但与此同时，技术科学研究又一直是科技与教育体制中的短板，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理工分家”还是一度强势的“SCI指挥棒”，都使得工科教育无法长期专注于培养贯通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的复合型人才；而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遴选机制则更多地沿袭了蓝天研究中的同行评议机制，这使其研发资金分配日益受到科学家群体偏好与旨趣的影响，偏离了“应用导向”的初衷；加之线性模式对产业和创新政策的影响，国家创新系统内部的专业化定位不断强化，在单一机构中开展跨研究形态的技术科学研究越来越难，而原有的任务导向型研究机构又大幅压缩，[17]技术科学研究在我国的创新体系中已经几无容身之地。这要求我们必须为重振中国的技术科学研究进行更具针对性的政策组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