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是理性行为人,但现实是,市场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就对产业规制提出了要求,即调整这些失灵。政府尤其偏好对产业进行规制,但其过程中也会出现非理性决策。作者分析了产业规制过程中,厂商和政府各自的行为,尤其是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为的规制,以及规制中的机会主义,如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之后,通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逐步膨胀的情况,将产业规制的主体行为的讨论扩张至流通产业。最后,作者还探讨了规制的交易成本和效应问题。作者的研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约束企业和规制产业发展的过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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