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研究》高清PDF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均进入快速推进时期，经济增长、城市扩张和工业聚集所处的特定阶段，都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地特别是耕地的非农化合理占用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损失不可避免，但只要是保证资源利用在“代价性损失”的范围内就是合理的利用。这也提供了协调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有效途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农地非农化的公共政策，以期改善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的“两难”困境，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那么，适合农地非农化现状的、符合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公共政策体系该如何？应当建立怎样一种公共政策的运行模式，才能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实现对农地非农化的优化调控。本文以资源配置与公共政策的基础理论回顾为楔子，剖析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一般作用机理和分析范式，并结合中国农地非农化过程的特点和问题，构建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以此框架为基点，探求不同政策发展阶段，政策变量演化沿革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各类政策的运行机理和缺陷进行重点分析；运用农地非农化的驱动力模型，采用全国1986年-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阶段性绩效进行评价，进而深刻把握政策沿革演化对农地非农化影响的一般规律，为改进现行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体系提供理论依据。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体系的建立，应根据特定国家（区域）的农地非农化问题，有针对性的选取适宜的政策工具，进而建立合理的政策类型框架。中国农地非农化过程有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同的特点和问题，因而政策类型框架的构建也应反映自身特点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本文提出采用公共规制政策的类型框架构建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以市场型规制政策解决市场主体行为的外部性问题，以政府型规制政策解决政府行为的外部性问题，综合运用各种规制工具，实现农地非农化的最优外部性解。这一研究框架的建立对有效解决中国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正确评判现行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体系，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意义。第二，农地非农化政策工具的选择应适应政策环境阶段性变化的要求。通过对1949年-2007年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梳理以及阶段性特征的分析表明：①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阶段性特征显著，且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农地非农化特点的阶段性变化紧密相关，但政策整体框架的协调性有待改善。从政策发展的整体脉络而言，中国政府一直较为重视市场型规制政策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的政策演化特征分析，市场型规制政策逐步经历了“确立-规范-强化-改良”的变迁历程，政策体系相对成熟。其中，又以行政性规制政策的强度和力度最为显著，社会性规制政策次之，而经济性规制政策的力量较弱。与之相对，政府型规制政策的建设相对薄弱，自2000年后才受到重视并逐步得到拓展。由此推断，未来中国农地非农化公共政策的改革，应增加经济性规制政策在市场型规制政策中的份额，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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