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时空格局主要驱动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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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的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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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不同指标因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时空格局的影响力，结合因子探测与交互探测揭示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01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的主要驱动因子不变（表3），GDP、人均GDP、总储备、城镇人口、政府效能、监管质量和法制程度的影响力较大。其中，GDP和总储备的影响力得分在0.45以上，政府效能、人均GDP、法制程度和监管质量的影响力大都在0.2以上，其他指标因子的影响较小，多为0.2以下，GDP与总储备不仅是经济风险因子也是所有指标因子中影响度最强的因子。2013年以来GDP一直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的首位影响因子，其影响力一直在0.7以上。GDP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总体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总储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且从2014年起呈不断上升的趋势，2015年和2016年的影响力更是达到0.7以上。总储备包括一国持有的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IMF持有的IMF成员国的储备，以及货币在当局控制下的外汇资产。一国总储备充沛，该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能力更强，同时它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用于调节临时性国际收支，并可利用它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国货币汇率，实现国内经济目标，也是债务国偿还到期本息的基础和重要保证。其他经济因素，如人均GDP、GDP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GDP、（进口+出口）/GDP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力较为稳定。在社会因素中，城镇人口在影响得分和位序上的变化较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的影响力逐年增加，从2013年的0.141增加到2016年的0.575。城镇人口是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镇人口可以从市场规模等方面影响投资总量。其他社会风险因子如城镇人口增长率、失业率和法律权利度指数的影响力较小大多处于0.1以下。政治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的影响力强而稳定。其中，政府的政策质量、法制程度和监管能力的影响力较强，该影响力大多在0.2以上。（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风险格局是各指标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2013年以来所有的指标因子经过两两交互之后的影响力均呈现出相互增强或非线性增强（表4）。原来影响力较强的指标因子在交互之后强者更强，如总储备和GDP在与绝大多数指标因子交互之后的影响力达到0.6以上。影响力逐年增加的城镇人口与其他指标因子交互之后的影响力同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影响力有限的指标因子在与其他指标因子交互之后影响力显著提高。如原先影响力不足0.1的GDP增长率、通货膨胀、城镇人口增长率、法律权利度指数以及发言权和问责制经过交互作用之后的影响力显著提高，与大部分指标因子交互之后影响力可达0.3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因子在与经济因素、社会因子交互后之后影响力变化显著。其中，GDP、总储备在与发言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暴力存在、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制程度和腐败控制能力等政治因子交互之后影响力达到0.9，2014年之后城镇人口与各政治因子交互后的影响力也能达到0.8以上。GDP、总储备等经济因子在与各政治因子交互之后影响力普遍大于经济因素的内部交互，也大于经济因子与社会因子的交互。同样，城镇人口等社会因子与各政治因子交互后的影响力也是大于社会因子内部交互的。因此可以看出，政治因素通过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产生显著影响，两者共同作用于投资风险，可以认为优越的政策条件和完善的监管机制往往是成功投资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