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回归结果：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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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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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1%、5%、10%以下显著，括号内为系数估计的标准差数据来源:作者通过STATA.13.0整理得出

回归结果分析（见表4）:出口规模滞后一期对当期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出口扩张进程受到内在的动力机制影响，微观层面认为参与贸易的经济体政府或企业合作行为存在惯性；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规模是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催化剂，其中对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促进作用最大，除高技术工业制成品，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人均收入差距对总出口和其他工业制成品显著为正，这有违林德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原因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速普遍快于“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促使中国将中低技术工业制成品转移至东南亚及印度等海外地区，实质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高、中高、中、中低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上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高技术的促进作用远高于其他工业制成品，这与隋月红和赵振华（2012）[18]的观点相符，而对低技术工业制成品出口在5%以下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说明中国的ODI能有效驱动对外出口技术结构优化升级；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产业结构差异度在不同类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上有抑制作用，可能原因是产业结构差异间接反映居民消费能力、结构和偏好的不同，导致出口难度和成本的增加（顾雪松等，2016）[19]，也可能是基于竞争优势的产业内贸易更偏向于在两国产业结构相似的条件下发生；贸易成本作为阻碍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但对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阻碍作用不明显，是由于进口国为推动国内技术发展和实现技术溢出效应导致对高技术行业呈需求刚性，也可能是高技术行业产生的产品利润远高于其他行业，这两种现象最终导致高技术行业对贸易成本敏感度不高；中国的研发支出投入作为技术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对所有工业制成品均具有显著的出口增长作用，弹性系数由大到小排列分别为中>中高>中低>高>低，表明我国的研发人员结构或研发投入领域离迈向高端化仍有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