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五经大全》取材来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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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五经大全》传注取材新探——兼论纂修群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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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关于《五经大全》的纂修问题，特别是对取材来源的判定，经过陈恒嵩等先生蓄力钻研，对前人不甚正确之说予以纠正，大大推进了对《五经大全》的认识。然而现有认知仍然停留在“承袭何书”“抄录多少”“纂修成员有几许”的阶段。至于《五经大全》传注底本的选择及其背后原因，还未见有方家探讨；纂修人员的群体分析，尚缺乏严密论证。在《大全》各经传注中，《易》《诗》均采纳程、朱传注，自当无需赘言。《书》用蔡沈《书集传》，因蔡氏“从游最久”，朱熹“遂授以大义”，可以说“此书皆是朱熹之意”[7]173，故以《书传大全》为之传注。至于《春秋》和《礼记》，因朱子晚年未及成书，《大全》只得于程朱后学中进行选取，最终胡安国《春秋传》与陈澔《礼记集说》脱颖而出，成为《大全》的传注。作出如是抉择，究竟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或许与当时具备相当影响而未被采用的传注进行对比，可以寻求这一谜题的答案。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再作一些探论，希望对进一步认识《大全》纂修问题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