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 对加总层面产品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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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准入政策演进及对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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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行业年度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以上结果均控制城市行业固定效应、城市年度固定效应、行业特征变量，限于篇幅正文不再报告。

其中，E代表进入企业，S代表在位企业X，代表退出企业，Φ?代表?组别企业产品质量（或其对数）加总。为了分析DOP分解中各项的影响差异，同时揭示外资准入对加总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途径。为此，本文将方程（1）中被解释变量分别替换为加总层面的quality_G和lnquality_G以及分别对应产品质量及其对数的在位企业算术平均分项、OP协方差分项、进入企业效应分项以及退出企业效应分项，同时在年度—城市—行业层面进行估计，并将方程（1）中企业固定效应取消，估计结果见表6。结果表明，外资准入显著提升了加总层面的产品质量增速（fdi_1st对lnquality影响系数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但对产品质量增长并未显示整体的显著提升效应。对DOP各分解项的估计结果表明，准入放松引致的外商投资份额变动对在位企业算术平均项lnquality_S和quality_S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上文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这是因为上文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因而其结果基本也反映了在位企业受外资准入的影响。再者，fdi_1st对产品质量及其对数的OP协方差cov_S的影响显著为正，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外资准入显著促进资源由低产品质量（或其增速）的企业向高产品质量（或其增速）的企业流动。对进入退出效应的影响表明，外资准入显著降低了企业进入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但对产品质量及其增速的退出效应未见明显影响（fdi_1st对entr影响系数为均负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但对exit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资准入后，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主要是来自企业自身的“苦练内功”和企业间的资源重置。由于新企业进入对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得以减弱，表明改革前的新进入企业显著高于在位企业，但改革后由于在位企业受到溢出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而言进入的影响效应变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