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9 2008—2017年我国30个省份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分区域空间滞后模型影响效应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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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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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国东、中、西地区在经济基础、政策环境等诸多领域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30个省份层面估计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分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根据前文指出的被解释变量滞后项显著不为零，回归系数则不具有解释性，需要进行效应分解，因而直接列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效应估计系数值进行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此外，为避免弱耦合协调度的省份对东部地区模型效应分解的影响，采取排除海南省进行模型估计。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政府科技创新支持、环境规制、市场竞争程度、城镇化率均显著为正，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因素对东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发展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效用系数估计值高于全面层面，说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政策环境相对较好，这些因素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对邻近地区也起到了有效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中部地区各变量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并且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的总效应也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中部地区作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存在着创新驱动的“恶性竞争”以及“污染避难所”的特征。此外，政府科技创新支持、环境规制、市场竞争程度和城镇化率对中部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市场竞争程度较弱、城镇化进程缓慢，因而对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但产业结构生态水平、政府科技创新支持和环境规制均起到了显著的促进效果，因而这3个方面将成为西部地区促进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