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贸易非效率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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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效率研究——基于新亚欧大陆桥19国的经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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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5的结果来看，贸易非效率项因素中，沿线国的政府廉洁指数（gov）的系数为0.472，结果显著，表明沿线国的政府廉洁指数每高一个百分点，中国对沿线国的出口贸易将会增长4.72%，说明沿线国家的政府清廉程度从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中国对其贸易出口效率，即该指数越高表明中国的贸易出口效率也越高。沿线国的贸易自由度（trafree）的系数更为显著，为1.518，表明贸易自由度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效率是正相关的，该指数越高说明中国对该国的贸易效率越高，即沿线国的贸易自由度指数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促使中国对沿线国的贸易出口额提升15.18%。沿线国关税水平（tariff）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相关，表明关税税率越高，中国的贸易效率越高，结论显然与理论预期不符。出现这种情况的因素可能是对沿线国而言，其关税税率越高，政府的收入水平越高，政府收入增加了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刺激政府支出增加，而这种收支状况会间接地扩大该国对进口贸易的需求，这也是结果与理论预期不相符的原因之一。劳动力规模（labor）的系数为正，且较为显著，表明该变量对中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比较大，沿线国的劳动力规模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使中国对沿线国的出口贸易增长10.09%，即沿线国劳动力市场规模会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对其贸易的出口效率。金融自由度（finfree）的系数为负，说明该指数越高反而越会抑制贸易效率。金融自由度既包括对信贷资金分配程度能力的大小，也包括政府府对金融机构的服务和管制程度，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难易程度。如果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管制程度较大，必然会影响到金融机构信贷的有效配置和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从而也会影响到贸易，故金融自由度的提升并不一定能促进贸易效率，某种程度上会抑制进口。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该变量虽然会抑制沿线国贸易进口，但并不显著，即对中国出口贸易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沿线国家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fdi），结果显示系数未负，说明对该国来说FDI净流入规模的增大会间接稀释对进口贸易的需求，而且该变量对中国出口沿线国的贸易效率并不显著。最终消费支出（consum）包含居民和政府对服务和贸易的所有支出，结果显示该变量系数为正并且显著，说明沿线国家的最终消费支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中国对其贸易出口。汇率（exrate）系数为正相关，说明沿线国家汇率变动会影响其经常账户的收支，本币升值会刺激进口，因此会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其他的变量，包括共同边界、WTO成员、贸易自由度及内陆国等，均与理论预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