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国家分组回归结果：东道国碳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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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碳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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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结果来看，碳规制和国家组别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在OECD国家分组中是显著的负向关系，在非OECD高收入国家分组中并不显著，而在中高、中低和低收入国家分组中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在国家分组中，对高收入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强烈动机避开碳规制较高的国家，这与余珮和彭歌（2019）关于美国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26]。而对中上收入、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则倾向于投资于碳规制较高的国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强环境规制代表了更高的污染治理成本支出，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在环境规制较高国家则仅有绿色生产技术及能源利用效率高的企业才能够生存，而在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及能源利用效率低的企业则被迫选择区位转移。因此，在中上收入、中等和低收入国家，中国具有清洁技术溢出或者能源使用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我国企业倾向于投资于环境规制较高的国家，这样才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最后，我们在模型（10）中对绿色生产技术进行了再检验，通过引入OECD国家和绿色生产技术交叉项，我们发现系数拟合值显著为正。这说明，对于OECD国家来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愿意投资在绿色生产率较高的国家，而对于非OECD国家，则更愿意投资在绿色生产率较低的国家。这种选择与Kuemmerle （1999）[27]提出的技术开发与技术增长理论不谋而合，认为现代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自身已经具备的高科技来占据技术不发达的市场，同时再通过向科技发达国家进行对外投资来获取新的核心技术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