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就地就近城镇化下农民工自组织能力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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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就近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生计恢复力测量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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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能力指相对于他组织能力来说的，不受系统外明确的限制和控制，由自身自发形成的、主动加入遵守某种秩序的组织，其核心是具有内生性的特征。[31][32]基于国外关于生计恢复力中自组织能力的指标体系概念中的组织参与、事务参与、社会网络和对周围村民的信任，本文结合农民工生计状况和在就地就近务工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风险情况，选取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参与、亲友职业声望、邻里信任度来测量（见表2）。在社会组织参与方面，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城、乡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来表征个体容纳于组织的数量，这些组织帮助农民工的生活在经受外部变动后从无序走向有序。由于本文中就近务工的农民工其生活载体的重心依旧在农村，在调查样本中仅有不足两成农民工在城镇有住房，所以在事务参与方面选取其在农村参与的公共事务参与数量来衡量其所处制度环境下的参与机会。就近务工的农民工找工作的方式主要为亲戚、老乡介绍或朋友、同事、熟人介绍，亲友作为他们的社会资源深深嵌入社会网络中。并且已有研究证明，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关系越多，越可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本文依照林南等社会学家提出的职业声望算法，得出农民工个人亲友的总职业声望，从而度量农民工在城镇适应新环境时可依赖的社会资源。[33]在对周围人增加信任的同时，可以减少对外部信息、创新性和资本的依赖。另一方面，“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观念表征了邻居可以给予农民工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物质帮助，使其增强自我组织的能力，所以本文也选取了邻里信任度来测量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