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5 焊接接头力学性能：官僚制质量与女性官员的清廉效应——基于7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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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质量与女性官员的清廉效应——基于7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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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p<0.01，**p<0.05，*p<0.1；第二阶段被解释变量为腐败控制指数（CCI），使用腐败感知指数（CPI）的结果高度相似；第一阶段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女性高级官员比例、官僚制质量和女性高级官员比例×官僚制质量；两个第一阶段F统计量均远大于10，通过弱工具变

鉴于既有文献指出腐败与女性政治代表性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普通最小二乘估计量可能得到有偏、非一致的结果。另外，Hausman检验p值等于0.000，表明存在内生性解释变量，应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参数估计。因此，本文接着使用工具变量法估计解决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Esarey and SchwindtBayer（2018）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思路，将女性高级官员比例和官僚制质量两个解释变量均视作内生变量，并将两个内生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及其交互项的滞后项作为自身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表5中报告了工具变量两阶段的回归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和内生解释变量是高度相关的。在运用工具变量排除逆向因果的潜在干扰后，女性高级官员比例在第二阶段模型中依然对腐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女性高级官员比例×官僚制质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结果相互印证，再次证明了本文理论假说:随着官僚制质量提升，公共部门女性代表性遏制腐败的效应逐步削弱。事实上，最新研究利用双工具变量发现，女性政治代表性和腐败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由此提出未来研究应避免纠结于上述因果关系存在与否和关系方向，而更多关心女性代表性影响腐败的条件、机制和作用程度（Esarey and Schwindt-Bayer，2019）。本文正是对这一倡议的积极回应和深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