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不同处理组植物生长指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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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物质炭对陇东黄土高原石油污染土壤的修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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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平均值±标准误差；同列不同字母表示不同样品分组之间差异显著（Duncan，α=0.05）.

综合土壤石油TPH降解率（图1）、植物生长指标（表3）、土壤理化特性（表4）和土壤微生物群落α-多样性（表5）对不同处理方式的响应情况，以及驱动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发生分异显著相关的（Mantel test，α=0.05）油污土壤环境指标间Pearson相关性（表6）分析结果可知，供试油污土壤p H值与其他6个土壤环境指标均呈负相关关系，表明CK组土壤相对较高的p H值（8.73±0.09）是导致油污土壤微生物菌群结构分异于本研究所设置的4种处理组的关键因素；而土壤多酚氧化酶、脱氢酶、TPH降解率、金盏菊根长、微生物群落Shannon指数、Chao1指数和土壤碱解氮含量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表6），加之JGB和JYB处理组上述环境指标显著高于JXB和J处理组（表4和表5），可能是决定JGB和JYB处理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差异相对较小的主要因素.结合土壤石油TPH降解率高低变化情况可见（图1），油污土壤植物修复过程中外源施用玉米秸秆生物质炭（JYB）和苹果树枝条生物炭（JGB）处理组可能通过增加土壤氧化还原酶活性、土壤氮素有效化水平和微生物群落多样性及丰富度的方式来提升土壤TPH降解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