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钦明大狱录》题本信息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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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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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李福达案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当时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一些特点和问题。其一，在强大的皇权面前，司法很难保持其独立性。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皇权至上的制度和观念，经过明太祖的经营改造，专制极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明世宗的性格与明太祖有些类似，为人刚愎自用，着力加强皇权，而深度介入司法正是其强权立威的手段之一，以致多次出现强力干预司法审判的事件，给当时以及此后的政治生态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正如沈德符所评论的：“自是主上蔑视臣工，动出中旨定狱，罗织渐密，告讦繁兴。”（4）其二，明朝以科举取士，临民行政的各级官员，包括司法机构的官员，大多并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技能，审理案件时也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从李福达案相关题本看，审勘技术确实比较粗糙，许多明显的疑点并未受到关注并予以厘清。至于中央层面的会审，虽然参与官员众多，但多数只是摆设，皇帝曾批评说：“张寅事情，屡着多官会审，他每武臣及各衙门官，不肯出言公问。”（5）实际上，审理案件是一项高度技术性的工作，参与会审的官员大多缺乏法律素养，又不了解案情细节，确实难以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其三，明代言路之活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显眼的现象，其中展现的直言敢谏的气节着实令人敬佩。但是，经常化的言论过激又往往会加重政治纷争和危机。赵翼曾梳理明代言路风气之变化，认为“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廷风气淳实，建言者多出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正德、嘉靖之间，渐多以意气用事”（6）。言路的“意气用事”，在李福达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山西再审尚在进行，言路就已先定其罪；郭勋不过写信嘱托，言路必欲坐以谋逆。此后这种风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是非蜂起，叫呶蹲沓，以至于亡”（7）。可以说，李福达案曲折离奇的过程，正是上述政治生态和法律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