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四第四期三彩胡俑出土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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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胡俑的时空演变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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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三彩胡俑此时却在南方地区零星出现。这种状况揭示了中晚唐时期域外文化传播的新动向，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40]具体来看（表四），江西九江永修县唐墓发现2件牵驼胡俑、湖北武汉唐墓出土1件胡立俑、[41]湖南湘阴县唐墓出土5件未上釉的白胎侍从胡俑。[42]这些胡俑造型及工艺与长安地区风格相近，基本都是牵驼俑、立俑。如江西永修县出土的2件牵驼胡俑，造型相同，皆头戴幞头，一件穿黄翻领绿色窄袖袍（图一〇），另一件颜色与之相反。但体积较两京所出小，仅衣服部位施秞，且剥落严重，说明此时三彩制作工艺已大不如前。有学者分析这批胡俑由中原人南迁时输入。[43]湖南湘阴县出土的5件男侍俑，由胎质洁白的高岭土烧制而成，造型有托鸟俑、招呼俑与袖手俑，皆为胡人形象。胡俑所戴幞头和微胖的身材与玄宗时期两京样式相仿，说明两京地区的流行“范式”被模仿。这几件未及上釉的胡俑，可能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前从两京转运至此。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南方地区窑口自烧的可能。囿于尚未发现相关三彩窑址，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不论何种情况，南方三彩胡俑的出现，表明了胡文化在南方影响力的扩大。南方地区因未直接受战乱影响，社会稳定、日渐富庶，尤其是东南八道成为唐王朝后期赋税倚重地，[44]接纳了大批中原南迁难民。同时，这些城市也逐渐聚集了大量胡人。在这种情况下，安史之乱造成的南北经济、文化变迁，使得陪葬胡俑这一在北方业已衰退、式微了的文化风气，随中原汉人南迁夹带的厚葬风气，在南方地区得到一定的追捧。但也难掩其衰败之势。从这批尺寸变小，趋于单彩，且釉面单薄甚至未及上釉，脱落剥蚀严重的胡俑，可见制作工艺的衰退。由此而下，一前一后，繁华与战乱，富足与拮据，极大的反差使厚葬之风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再者，中晚唐时期唐人的厚葬观念也逐渐发生转变，唐后期墓葬规模小、形制简陋、随葬品大大减少等特征，“是采用更为实际的做法，即以大张旗鼓的外在方式，来炫耀自己的权势、孝道等。”[45]另外，中晚唐时期，南方各制瓷窑口相继兴起。瓷器精巧且成本低，迎合了中晚唐注重实用的丧葬习俗，逐步取代三彩器成为陪葬品的新选择。上述总总原因，导致唐三彩的烧造规模大幅度缩小、技术失落，更遑论传承与创新，用于陪葬的胡俑数量也屈指可数，至晚唐消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