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变量定义：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及空间互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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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及空间互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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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考察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互动特征，以生态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生态效率的空间滞后项。此外，借鉴Zhou等[1]、Ren等[27]、Managi等[30]、Bai等[31]、李在军等[32]的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1）第三产业占比。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生态效率，某一地区第三产业比例越高可能会带来越少的污染，从而提高生态效率。（2）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二次项。用于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表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环境质量，从而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有利于地区生态效率的提高，但这一变化的产生可能存在一个阈值，在阈值之下，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可能并不会提高生态效率，只有当处于阈值之上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态效率才会有所改善。（3）贸易开放程度。贸易开放有可能导致污染产业的跨国转移，而在本文考察期内，中国环境规制相对较弱，有可能导致污染的转入，从而降低地区生态效率。（4）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从而有利于对生活污染排放的集中处理，同时，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带动了服务业发展，相对于工业而言，服务业带来更少的污染，因此，城镇化推进有利于提高生态效率。（5）能源使用强度。能源使用强度的提高意味着对能源消耗的增多，从而产生更多污染，降低生态效率。（6）政府的环境管制。一般而言，随着政府管制的不断加强，污染排放成本会不断提高，综合考虑成本收益，污染排放者会通过提高清洁生产能力降低污染排放水平。（7）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度。企业行为受到舆论影响，当公众较为关注环境状况时，企业考虑到自身形象会采取措施降低污染排放。（8）公民受教育水平。教育水平提高能够使得人们理解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带来的威胁，因而更可能采取保护环境行动。各变量的计算方法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