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环境规制、城市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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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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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内为t的估计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在东部地区，以排污费征收为指标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而以环境信访人均案件为指标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却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这可能是由于信访效果未能真正发挥好，政策监管落实不到位而造成的。城市化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交叉项系数为正，说明东部城市化过程中，公民环保意识的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作用。消费需求的系数为负，技术进步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样说明了消费结构的改善与技术进步对东部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此外，控制变量中的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中部地区，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为指标的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系数显著为负，技术进步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样说明了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结构的改善、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中的金融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系数为正，说明两种环境规制方式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但由于统计意义不显著，说明不能有效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城市化水平单独作用于产业结构时，会产生抑制作用，两者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西部地区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采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方式，协调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有利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系数显著为负，技术进步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的改善，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正向作用；此外，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西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