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券总额占GDP比重超过60%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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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七周年回顾：重点问题与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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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一是政治风险对企业投资造成冲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分布广泛，有亚洲国家、欧洲国家、非洲国家等，各个国家因为地缘政治和历史发展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需要充分考虑到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政治风险。如2011年利比亚内战导致中国200亿美元投资计划搁置，2015年希腊政府紧急叫停我国中远集团对比雷埃夫斯港口的投资。二是社会文化差异带来投资挑战。沿线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信仰和历史文化，企业在投资开发的过程中需要充分了解特定的文化和信仰是否会对其投资造成不利影响，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如中缅密松水电站在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就遭遇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当地居民认为水电站会破坏他们心中对密松河曲的神圣崇拜，对其崇拜信仰产生了冲击，企业应提前了解当地文化和信仰对投资项目的影响，避免盲目投资。三是沿线国家债务较高水平调整了投资风险收益。随着“一带一路”在区域经济合作、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方面的深入发展，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纷纷走向海外进行投资。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和经济条件不稳定，抵御外部风险冲击能力较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会遇到债务违约风险。对于国家和地区的债务违约风险，通常使用经济体的负债除以GDP这一指标进行度量，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件》，负债占GDP总比重不超过60%即不存在债务违约风险。Reinhart和Rogoff(2010）使用44个国家200年的债务大数据分析表明：发达国家债务占比低于90%则不会出现违约风险，发展中国家低于60%则不会出现违约风险[5]。因此参考发展中国家60%债务占比水平这一门槛，计算了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占比，超过60%的国家如表2所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占比超过60%警戒线的国家共计27个，占56个国家总数量的比重为48.21%，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面临债务违约风险的概率为48.21%，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需要针对具体国家和项目进行深入分析，因债务风险带来投资回收风险，提高“一带一路”投资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