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日本和中国贸易额占其对世界贸易量额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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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扩大中日经贸合作的思考——基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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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data/）整理得到。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和低端制成品。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产品中，矿物燃料、润滑油及相关原料、制成品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分别以43.0%、41.3%和38.2%的比重高居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前三位。同时，进口方面数据显示，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口最多的产品为资源制成品和初级产品。2000—2014年，中国从沿线地区进口的低技术产品（2）比重平均下降了4.0%，而资源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比重则提高了5.1%和6.8%。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品涉及高中低三个技术级别[10]，虽然日本在部分产品出口竞争力上较中国更具比较优势，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沿线地区与中国贸易往来增加，使同期沿线地区从日本进口的各类产品比重均显著低于中国，中日两国在沿线地区的贸易竞争加剧。2000—2014年，沿线地区从中国进口的高中低三类技术产品的平均贸易比重分别提高了21.6%、8.1%和15.0%，日本则分别下降了5.5%、6.2%和3.3%。同时，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拓展贸易还存在着贸易结构单一且层次偏低，贸易与生产或企业投资联系不大且未形成价值链上下游的供应关系等诸多瓶颈。目前，中日两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同。2006年后，尽管中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但周升起等[11]亦客观指出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内部各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较低水平，即使在亚洲价值链及东亚分工中，中国出口制成品的整体技术和结构水平也远低于日本。在东亚，虽然“雁行模式”趋于解体，但日本在技术、资本、现代管理等生产要素方面具备明显优势，依然在国际分工中保持领先位置。由于中国、日本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结构存在差异，加之两国在国际分工所处的“上下游”地位与互补型分工模式，更兼两者又均与沿线地区保持密切贸易关系，因而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就贸易合作层面存在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