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1934—1935年间行政院及所属部、会档案分类简况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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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筹建“国家档案馆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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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国立档案库”没能最终成立，应当与南京国民政府复杂的档案管理状况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国立档案库筹备处组织章程草案》出台后，行政院将筹备“国立档案库”的任务交给了新成立的行政效率研究会。行政效率研究会是直属于行政院的智库型组织，“研究会所决定的方案和办法，呈请行政院通过以后，就可以通令施行”，因此它“不单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且是一个权力机关”[22]。该会研究后认为，“设立国立档案库筹备处之先，必先将各机关档案加以整理”，要求“先在院内成立档案整理处”，对中央各院、部、会的档案管理状况进行摸底调查，然后再商讨“国立档案库”的组建问题。[23]为了筹备“国立档案库”，行政院先成立了“档案整理处”。于1934—1935年间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档案管理调研活动，第一次初步调查主要由蔡国铭对行政院及下属的内政部、铁道部、实业部、军政部、教育部、财政部的档案管理状况进行了初步调研，[24]第二次的深度调研则由何鲁成、许可钧、王、刘健等人组成，调研对象除了蔡国铭调研过的机构外，还增加了交通部、外交部、邮政总局、禁烟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侨务委员会、振务委员会等，调研内容涉及机构建制、档案处理与管理流程（登记、分类、编目、典藏、出纳等）、档案建筑与设备等方面。[25]这两次调研活动“把行政院及所属各部会内处理档案的实况观察清楚”，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也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改进机关档案整理与管理工作的方案。[26]但是，这次调研所发现的问题，如档案组织机构的不完善、档案管理与整理人员的匮乏、经费的短缺、分类标准及方法各异（见表1）、档案建筑及设备的陈旧，让当时主张筹建“国立档案库”的甘乃光、滕固等人也觉得这一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相当的过程。1935年5月，时任档案整理处副处长的滕固在《行政效率》杂志出版的“档案专号”发文指出:“档案整理处的任务，还有一个最后的目的，要由这个准备而促成国立档案库……照目前情形，国立档案库的实现，虽不知尚需多少时日，但必有一部人天天在祷祝其产生。”[27]果然，一个月之后，档案整理处因经费困难而撤销，国立档案库的设想也最终未能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