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8 成都工业合作社1940年业务总额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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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1年成都“工合”事业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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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工业合作社也不例外，对于业务无法经营者，即合并或解散。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后，日军继续在赣粤附近窜扰，而后方市场囤积居奇的现象又见炽烈。据《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45年工作报告》称:“物价急剧上升，一至四月，物价上涨程度较上月高涨百分之二十，五、六月涨势稍见和缓，七、八月涨势仍然剧烈，在此等经济情况下，‘工合’生产事业无不痛感资金不足、周转困难，尤以小生产者不易获得金融机关贷款，所需资金不得不转而求助于高利贷，利息负担尤重。复以物价上涨，购买能力大为降落，产品销售亦受限制。而交通方面阻碍仍多，工业原料如棉纱等管制一如既往。‘工合’社之规模甚小，更无法摆脱此种经济环境之支配，停工、解散亦成普遍现象。”[7]524-525川、康两地虽居于抗战后方未受战事直接影响，但饱受日军空袭之苦，又因原料、资金、市场等困难，迫使川康“工合”逐渐走向衰落。为节约经费，1944年“工合”协会决定进行机构调整，将川康区办事处下辖的事务所、指导站纷纷撤销，剩余的归西南区办事处管辖，涉及的县市有:万县、三台、荣昌、乐山等。成都“工合”事务所也于1945年被裁撤，结束了它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