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3 研究成果的著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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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政策学术研究成果量化评析——基于1949—2018年科技政策论文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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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书的分类标准以及对此类成果载体研究的需要，本文将577部有效文本分为译著、编著、专著等类别进行研究。表13显示，著述方式为“译”和“编译”的有54部，占文本总量近10%，结合上文此类文本时间分布的规律来看，译著的出版时间大多为20世纪80年代，这意味着我国对国外科技政策相关领域研究的引进、吸收和消化事实发生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著述方式为“著”的有61部，占10.83%，而编著的则有434部，即著述方式为“编著”“编”“主编”的著作（其中著述方式为“汇编”“选编”“改编”等都统一为“编”），占比为78.06%。这个统计结果可能至少反映了两方面的研究倾向：其一，与占比接近文本总量4/5的编著类成果相比，专著类成果的数量接近编著类成果的1/8，从这个数量对比看，原创性的研究著述数量显然不多；其二，除去质量不高的编著类成果外，由于专著类和编著类成果的价值属性存在功用上的显著差别，即专著类成果的受益对象一般为专家学者群，而编著类成果的受益对象则是更为广泛的读者，如学生、科技行政部门或普通民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中国科技整体水平尚待提升、科技政策质量尚需改善的社会转型期，编著类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大比例出版发行，从一个侧面正好说明了我国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和政策实践里的现实状况。一方面，需要质量更高的具有原始独创性的专著类成果作为学术引领，在解决中国本土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编著类科技政策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对该领域的认识水平，进而达到深化研究成果与普及性教材读本相得益彰的效果，各得其所。此外，标志着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考量之一，则是整个学科拥有了再版多次的经典教材，很显然，从目前的统计数据看，在这方面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