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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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效率研究——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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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1的结果在模型适用的前提下，本文同时引入时变因素和技术无效率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33个国家和地区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及T值如表2所示。本文以5%的置信度水平下对应的T统计量为临界值，对所有相关变量进行T检验，发现GDP和通货膨胀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GDP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为经济规模较小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刚好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发展空间，这一结论也与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披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八成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数据相一致。通货膨胀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获取稳定的资源和能源供给、突破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目的（钟飞腾和凡帅帅，2016），在此过程中发挥最关键作用的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相对稳定，显然东道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并不是最重要因素。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中，按照影响力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经济自由度、双边贸易额、东道国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GDP增长率、两国的加权距离、汇率波动率、贸易自由度。经济自由度系数为正且数值最大说明我国企业“走出去”时政府干预越少，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遇到的壁垒就越少，越有利于提升投资效率，也进一步支撑了张亚斌（2016）、刘镇等（2018）在研究投资自由便利化时得出的结论。双边贸易额的系数为正说明贸易与投资有明显的依存关系，即东道国和我国的双边贸易依存度越高，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一旦出现互补关系，对外贸易对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将越发明显（Markuson和Lars，1985），这一结论也进一步证明了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背景下我国坚定支持全球多边贸易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劳动力结构系数为正与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披露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这一事实相匹配，说明我国企业“走出去”时会关注东道国的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但是系数小于1也反映出高质量劳动力也能吸引我国对外投资，可见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在我国对外投资中开始占据一定比重（韦燕生和敖荣军，2008）。产业结构系数为正与我国超过70%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在第三产业密切相关。由于第三产业具有产品不可贸易性、生产过程难以分割的特点，因此第三产业越发达的国家，吸引外资的集聚效应往往越强。人均GDP系数为负说明相比于东道国的发达水平和消费市场，我国企业更看重对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东道国人均GDP越高则往往劳动力成本越大，东道国出现劳动力成本瓶颈的可能性越大。这也支持了Lewis（1958）人口结构系数为正的观点，劳动力价格是制造业转移的主要条件之一。GDP年度增长率系数为正说明东道国经济运行状况是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的重要参考，因为东道国经济运行状况与直接投资的有效需求和发展前景空间密切相关，规模大、潜力高以及发展稳定的经济体更有利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因而也更受我国企业青睐。两国加权距离系数为正且系数最小与鲁晓东和赵奇伟（2010）、张远鹏和杨勇（2010）、许和连等（2012）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致，说明随着高速铁路、大型船舶和航空等运输技术的进步导致地理距离系数呈现衰退的现象，地理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制约正在不断减弱，距离成本持续降低，直接投资正在寻求逐步突破区位的限制。汇率波动率系数为负说明人民币升值虽然短期内有利于提高我国货币购买力而促进我国企业“走出去”，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持续波动也改变了对东道国资产的购买力、要素成本的衡量，增加了投资收益的风险进而干扰了跨国并购等投资活动，使得升值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弱化。贸易自由度系数为负但是数值最小说明我国直接投资总体呈现效率寻求型的特征，一旦东道国对我国产品出口设置了较高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我国企业往往通过直接投资将生产线转移到东道国以绕开东道国的贸易障碍（王胜和田涛，2013），但是受到贸易和投资相互依赖性的冲击，这一转移效应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