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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易经1
一、论变易、不易皆《易》之大义1
二、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3
三、论重卦之人当从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以为文王5
四、论《连山》、《归藏》8
五、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11
六、论《易》至孔子始著,於是学士大夫尊信其书14
七、论卦辞、爻辞即是系辞,《十翼》之说於古无征16
八、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18
九、论传经之人惟《易》最详,经义之亡惟《易》最早21
一○、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22
一一、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25
一二、论孟氏为京氏所托,虞氏传孟学,亦间出道家28
一三、论郑、荀、虞三家之义,郑据礼以证《易》,学者可以推补,不必推补爻辰30
一四、论《费氏易》传於马、郑、荀、王,而其说不同,王弼以十篇说经,颇得费氏之旨32
一五、论王弼多清言,而能一埽术数,瑕瑜不掩,是其定评34
一六、论以传附经始於费直,不始於王弼,亦非本於郑君36
一七、论宋人图书之学亦出於汉人而不足据38
一八、论先天图不可信,朱子《答袁机仲书》乃未定之说40
一九、论胡渭之辨甚确,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42
二○、论黄宗羲论《易》取王《注》与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极平允,近人复理焦、京之绪,又生一障44
二一、论近人说《易》,张惠言为颛门,焦循为通学,学者当先观二家之书46
二二、论象数已具於《易》,求象数者不当求象於《易》之外,更不当求数於《易》之先48
二三、论焦循《易》学深於王弼,故论王弼得失极允50
二四、论焦循以假借说《易》本於《韩诗》,发前人所未发52
二五、论假借说《易》并非穿鑿,学者当援例推补55
二六、论《易》说多依托,不当崇信伪书57
二七、论《易》为卜筮作,实为义理作,孔子作卦、爻辞纯以理言,实即羲、文本意59
二八、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61
二九、论汉人古义多不传,汉碑可以引证62
三○、论筮《易》之法,今人以钱代蓍,亦古法之遗64
书经67
一、论《尚书》分今、古文最先,而《尚书》之今、古文最纠纷难辨67
二、论汉时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译语各异69
三、论伏生传经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当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当数《书序》与《大誓》71
四、论古文增多十六篇见《汉志》,增二十四篇为十六卷见孔《疏》,篇数分合、增减皆有明文73
五、论《尚书》伪中作伪,屡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则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伪,一则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75
六、论伏生所传今文不伪,治《尚书》者不可背伏生《大传》最初之义78
七、论伏《传》之后,以《史记》为最早,《史记》引《书》多同今文,不当据为古文81
八、论伏《传》、《史记》之后,惟《白虎通》多引今文,两《汉书》及汉碑引《书》,亦皆汉时通行之本83
九、论古文无师说,二十九篇之古文说亦参差不合,多不可据85
一○、论《禹贡》山川当据经文解之,据汉人古义解之,不得从后起之说86
一一、论五福、六极明见经文,不得以为术数,五行配五事当从伏《传》、《汉志》89
一二、论古文《尚书》说误以《周官》解唐、虞之制92
一三、论古文《尚书》说变易今文,乱唐、虞三代之事实94
一四、论《尚书》义凡三变,学者各有所据,皆不知专主伏生98
一五、论卫、贾、马、郑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一则文字久而致?100
一六、论庸生所传已有脱漏,足见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说亦不可信102
一七、论百篇全经不可见,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学者当讲求大义,不必考求逸《书》104
一八、论《书序》有今、古文之异,《史记》所引《书序》皆今文,可据信107
一九、论马、郑、伪孔古文《书序》不尽可据信,致为后人所疑,当以《史记》今文《序》为断109
二○、论二十九篇皆完书,后人割裂补亡,殊为多事112
二一、论伪孔经传前人辨之已明,阎若璩、毛奇龄两家之书互有得失,当分别观之115
二二、论焦循称孔《传》之善,亦当分别观之117
二三、论宋儒体会语气胜於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为训120
二四、论伪孔书相承不废,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学者不可不知123
二五、论伪古文多重复,且敷衍不切126
二六、论孔《传》尽释经文之可疑,及马、郑古文与今文駮异之可疑128
二七、论《尚书》有不能解者当阙疑,不必强为傅会,汉儒疑辞不必引为确据130
二八、论伪古文言仁言性言诚,乃伪孔袭孔学,非孔学出伪书132
二九、论王柏《书疑》疑古文有见解,特不应并疑今文134
三○、论刘逢禄、魏源之解《尚书》多臆说,不可据136
三一、论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皇极经世》、《竹书纪年》所载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据138
三二、论《尚书》是经非史,史家拟《尚书》之非142
三三、论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144
诗经147
一、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147
二、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义亦未尽可信149
三、论《关雎》为刺康王诗,鲁、齐、韩三家同151
四、论《关雎》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关雎》为正《风》之首,孔子定《诗》之义,汉人已明言之153
五、论四始是孔子所定,《仪礼》亦孔子所定,解此乃无疑於合乐《关雎》、工歌《鹿鸣》155
六、论班固云《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为「哀而不伤」之确解157
七、论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以为规谏,范处义说得之,非本有是诗而陈古以讽160
八、论魏源以《关雎》、《鹿鸣》为刺纣王,臆说不可信,三家初无此义162
九、论四始之说当从《史记》所引《鲁诗》,《诗纬》引《齐诗》异义亦有可推得者165
一○、论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駮辨明快,可为定论168
一一、论毛《传》不可信,而明见《汉志》,非马融所作171
一二、论以世俗之见解《诗》最谬,《毛诗》亦有不可信者173
一三、论毛义不及三家,略举典礼数端可证176
一四、论三家《诗》大同小异,《史记·儒林列传》可证179
一五、论《诗序》与《书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尽信181
一六、论朱子不信毛《序》亦有特见,魏源多本其说185
一七、论马端临駮朱申毛,可与朱说参看,且能发明风人之旨187
一八、论《乐记》疏引《异义》说《郑》诗非必出於三家,魏源据以为三家《诗》,未可执为确证190
一九、论毛《序》或以为本之子夏,或以为续於卫宏,皆无明文可据,即以为卫宏续作,亦在郑君之前192
二○、论十五《国风》之次当从郑《谱》,世次、篇次三家亦不尽同於毛195
二一、论迹熄《诗》亡说者各异,据三家《诗》,变《风》亦不终於陈灵198
二二、论《诗》齐、鲁、韩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太史公、褚先生、郑君以为有父又感天,乃调停之说201
二三、论《生民》、《玄鸟》、《长发》、《閟宫》四诗当从三家,不当从毛204
二四、论《鲁颂》为奚斯作,《商颂》为正考父作,当从三家,不当从毛207
二五、论正考父与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郑君《六蓺论》从三家《诗》,笺毛亦兼采三家209
二六、论郑《谱》、郑《笺》之义,知声音之道与政通212
二七、论先鲁、后殷、新周、故宋见《乐纬》,三《颂》有《春秋》存三统之义214
二八、论《左氏传》所歌诗皆传家据已定录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义216
二九、论赋、比、兴、豳雅、豳颂皆出《周礼》,古文异说不必深究218
三○、论《南陔》六诗与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内221
三一、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传》可证223
三二、论《诗》至晋后而尽亡,开元遗声不可信225
三三、论《诗》教温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辞》及唐诗、宋词犹得其旨228
三四、论三百篇为全经,不可增删改竄231
三五、论风人多托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辞233
三六、论鸟兽草木之名当考毛《传》、《尔雅》、陆《疏》,而参以图说、目验235
三七、论郑《笺》、朱《传》间用三家,其书皆未尽善237
三八、论孔子删《诗》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难尽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240
三礼245
一、论汉初无三《礼》之名,《仪礼》在当时但称《礼经》,今注疏本《仪礼》大题非郑君自名其学245
二、论郑君分别今之《仪礼》及《大戴礼》《小戴礼记》甚明,无小戴删大戴之说247
三、论三《礼》之分自郑君始,郑於《仪礼》十七篇次序皆依刘向《别录》,《礼记》四十九篇皆引《别录》,已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非马融所增甚明250
四、论郑注《礼器》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有误,臣瓒注《汉志》不误252
五、论郑注三《礼》有功於圣经甚大,注极简妙,并不失之於繁254
六、论汉立二戴博士是《仪礼》,非《礼记》,后世说者多误,毛奇龄始辨正之256
七、论段玉裁谓汉称《礼》不称《仪礼》甚确,而回护郑注未免强辞258
八、论礼所以复性节情,经十七篇於人心世道大有关系261
九、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263
一○、论邵懿辰以逸《礼》为伪,与伪古文《书》同,十七篇并非残阙不完,能发前人之所未发266
一一、论古礼情义兼尽,即不能复,而礼不可废268
一二、论礼虽繁而不可省,即昏丧二礼可证270
一三、论古冠昏丧祭之礼,士以上有同有异272
一四、论后仓等推《士礼》以致於天子,乃礼家之通例,郑《注》、孔《疏》是其明证274
一五、论《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当从朱子采用臣瓒之说,《仪礼经传通解》分节尤明277
一六、论言理不如言礼之可据,朱子以此推服郑君,而郑君之说亦由推致而得279
一七、论郑樵辨《仪礼》皆误,毛奇龄駮郑樵,而攻《仪礼》之说多本郑樵281
一八、论熊朋来於三《礼》独推重《仪礼》,其说甚通284
一九、论《聘礼》与《乡党》文合,可证《礼经》为孔子作286
二○、论读《仪礼》重在释例,尤重在绘图,合以分节,三者备则不苦其难288
二一、论宋儒掊击郑学实本王肃,而袭为己说,以别异於注疏290
二二、论王肃有意难郑,近儒辨正已详,《五礼通考》舍郑从王,俞正燮讥之甚是292
二三、论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别,不厌其繁295
二四、论古礼多不近人情,后儒以俗情疑古礼,所见皆谬297
二五、论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299
二六、论王朝之礼与古异者可以变通,民间通行之礼宜定画一之制301
二七、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从阮元之言为定论303
二八、论古制不明由於说者多误,小学、大学皆不知在何处305
二九、论三《礼》皆周时之礼,不必聚讼,当观其通307
三○、论《周官》改称《周礼》始於刘歆,武帝尽罢诸儒,即其不信《周官》之证310
三一、论《周官》当从何休之说出於六国时人,非必出於周公,亦非刘歆伪作312
三二、论毛奇龄谓《周官》不出周公,并谓《仪礼》不出周公,而不知《仪礼》十七篇乃孔子所定,不可诋毁314
三三、论《周礼》为古说,《戴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317
三四、论郑君和同古、今文,於《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319
三五、论郑君以《周礼》为经、《礼记》为记,其别异处皆以《周礼》为正,而《周礼》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弥缝321
三六、论《周礼》在周时初未举行,亦难行於后世323
三七、论《周官》之法不可行於后世,马端临《文献通考》言之最晰325
三八、论郑樵解释《周礼》疑义,未可信为确据328
三九、论《周官》并非周公未行之书,宋元人强补《周官》更不足辨330
四○、论《礼记》始撰於叔孙通333
四一、论《王制》、《月令》、《乐记》非秦、汉之书335
四二、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337
四三、论《礼记》所说之义,古今可以通行340
四四、论《礼记》记文多不次,若以类从,尤便学者,惜孙炎、魏征之书不传343
四五、论郑注引汉事、引谶纬皆不得不然,习《礼记》者当熟玩注疏,其馀可缓345
四六、论宋、明人疑经之失,明人又甚於宋人347
四七、论古宫室、衣冠、饮食不与今同,习礼者宜先考其大略,焦循《习礼格》最善351
四八、论《礼记》义之精者本可单行,《王制》与《礼运》亦可分篇别出353
四九、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356
五○、论《大戴礼记》358
五一、论经学纠缠不明,由专据《左传》、《周礼》二书,轻疑妄駮360
五二、论《礼经》止於十七篇,并及群经当求简明有用,不当繁杂无用363
春秋365
一、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365
二、论《春秋》是作不是钞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駮之甚明367
三、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於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370
四、论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於何休,据其说,足知古时五帝三王本无一定372
五、论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当竞争之时,尤当讲明《春秋》之旨375
六、论《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春秋》为后王立法,即云为汉制法亦无不可377
七、论《春秋》改制犹今人言变法,损益四代,孔子以告颜渊,其作《春秋》亦即此意380
八、论《春秋》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惟汉人能实行斯义383
九、论《谷梁》在春秋之后,曾见《公羊》之书,所谓「一传」即《公羊传》385
一○、论《公羊》、《谷梁》二传当为传其学者所作,《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387
一一、论《谷梁》废兴及三《传》分别389
一二、论《春秋》兼采三《传》、不主一家始於范甯,而实始於郑君391
一三、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393
一四、论三统、三世是借事明义,黜周、王鲁亦是借事明义395
一五、论《春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义在尊王攘夷,而不尽在尊王攘夷397
一六、论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无懼399
一七、论《春秋》一字褒贬之义,宅心恕而立法严401
一八、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403
一九、论获麟《公羊》与《左氏》说不同,而皆可通,郑君已疏通之405
二○、论《春秋》本鲁史旧名,《墨子》云「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国宝书407
二一、论《汉志》「《春秋》古经」即《左氏》经,《左氏》经长於二《传》,亦有当分别观之者409
二二、论左氏不在七十子之列,不得口受传指,《左传疏》引《严氏春秋》不可信,引刘向《别录》亦不可信411
二三、论赵匡、郑樵辨左氏非丘明,《左氏传》文实有后人附益413
二四、论贾逵奏《左氏》义长於《公羊》,以己所附益之义为《左氏》义,言多诬妄415
二五、论《左氏传》不解经,杜、孔已明言之,刘逢禄考证尤详晰418
二六、论《左氏传》止可云载记之传,刘安世已有「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一」之说420
二七、论杜预解《左氏》始别异先儒,尽弃二《传》,不得以杜预之说为孔子《春秋》之义422
二八、论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不当信刘歆、杜预,反以邪说诬《春秋》424
二九、论《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读者宜加别白,断以《春秋》之义426
三○、论《左氏》所谓礼多当时通行之礼,非古礼,杜预短丧之说,实则《左氏》有以启之428
三一、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必欲强合为一,反致信传疑经432
三二、论《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郑二家分左右袒,皆未尽得二《传》之旨434
三三、论《春秋》必有例,刘逢禄、许桂林《释例》大有功於《公羊》、《谷梁》,杜预《释例》亦有功於《左氏》,特不当以「凡例」为周公所作437
三四、论日、月、时正变例439
三五、论三《传》以后说《春秋》者亦多言例,以为本无例者非是440
三六、论啖助说《左氏》具有特识,说《公》、《谷》得失参半,《公》、《谷》大义散配经文,以传考之,确有可征442
三七、论啖、赵、陆不守家法,未尝无扶微学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445
三八、论《公》、《谷》传义,《左氏》传事,其事亦有不可据者,不得以亲见国史而尽信之447
三九、论刘知几诋毁《春秋》并及孔子,由误信杜预、孔颖达,不知从《公》、《谷》以求圣经451
四○、论刘知几据竹书以诋圣经,其惑始於杜预,唐之陆淳、刘贶已駮正其失453
四一、论《春秋》家、《左传》家当分为二,如刘知几说456
四二、论孔子作《春秋》,增损改易之迹可寻,非徒因仍旧史457
四三、论宋五子说《春秋》有特见,与《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预以后之陋见谬解459
四四、论「断烂朝报」之说不必专罪王安石,朱子疑胡《传》,并疑《公》、《谷》,故於《春秋》不能自信於心461
四五、论据朱子之说足证《春秋》是经非史,学《春秋》者当重义不重事463
四六、论杜预专主《左氏》,似乎《春秋》全无关系、无用处,不如啖、赵、陆、胡说《春秋》尚有见解465
四七、论《春秋》一字褒贬,不得指为阙文468
四八、论经、史分别甚明,读经者不得以史法绳《春秋》,修史者亦不当以《春秋》书法为史法471
四九、论《春秋权衡》駮《左氏》及杜解多精确,駮《公》、《谷》则未得其旨473
五○、论吕大圭以后世猜防之见疑古义,宋儒说经多有此失476
五一、论黄泽、赵汸说《春秋》有可取者,而误信杜预,仍明昧参半479
五二、论赵汸说《春秋》策书、笔削近是,孔广森深取其书,而亦不免有误481
五三、论「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朱子已駮正之485
五四、论三《传》皆专门之学,学者宜专治一家,治一家又各有所从入487
五五、论俞正燮说《春秋》最谬,乃不通经义、不合史事、疑误后学之妄言489
五六、论《春秋》明王道,绌诈力,故特褒宋襄而借以明仁义行师之义492
附录495
皮鹿门先生传略皮名振495
《经学通论》提要江瀚502
《易经通论》提要吴承仕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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