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协同生产的任务分工模式,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生产要素以FDI为载体进行跨界流动,产品已经没有了国界,而是由各国协同生产的世界性产品。中国作为劳动力大国,自加入WTO之后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承担了“世界工厂”的角色。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不断增加,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出口产品的范围由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延伸到高科技的电子、计算机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出口产品结构也由从单一的资源性和轻纺产品逐渐向高新技术等产品转换。为此,很多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已经超越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产品进行了赶超,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从全球价值分工的层面来看,中国是加工贸易大国,中国出口的所谓高科技产品如iPhone、iPod,极有可能是进口高端零部件在国内简单加工组装而成,中国只负责产品劳动力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品与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之间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下客观评判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否得到了提升如果是,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又是如何为此,本书从全球价值分工的视角去客观认识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迁,并进一步从“内部动力”和“外部因素”的层面探求我国出口技术上复杂度变动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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