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我国解决“三农”问题要比英国当时解决农民问题难度大得多,一是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八九亿,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二是我国资源禀赋匮乏,人均耕地才一二亩。因此,农民转变身份、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困难得多。除了这些自然原因之外,我国还有一个理论枷锁笼罩在“三农”之上,这就是两种公有制理论。这一理论是城乡不平等、工农不平等、二元结构制度化的理论基础。农民被禁锢在农村中,只能搞农业,不能搞副业,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就使原来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 可见两种公有制理论不是马克思的,是斯大林的探索和实验,但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可是它还冠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凡是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东西,都是改革的对象。农村几经变革,已突破原来集体所有制体制,但两种公有制理论还没有完全突破,仍把它奉为马克思主义,把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旗帜在农村高高举起,因此在土地产权、地价、农民工待遇、工农产品价格、户口迁徙、乡村公共产品供应等方面都存在城乡差别。虽然党中央近几年来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出台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如减轻农民负担,放宽政策、强大支农力度。但“三农”问题还没有缓解的迹象,城乡差别还在扩大,收入差距己达1:3.6。其基本原因是仍把两种公有制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了坚持这一制度,只能维持城乡在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把二元结构制度化,把二等公民政策化,农民享受不到同等国民待遇,这才是“三农”问题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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