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中国集体乡镇企业的改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分析来解释改制本身及涉及主体行为的合理性。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最初十余年间高速的增长势态和巨大的就业吸收能力曾引起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积极反应,也为国内政府所赞赏有加。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集体乡镇企业由点到面掀起改制浪潮时,政府非但没有为这场改革设置阻力;反而成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由此也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积极推动集体乡镇企业进行类似于私有化性质的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集体乡镇企业的改制是否与中国改革逻辑相吻合?这些问题的答案能够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同时研究结论也可能为经济理论提供丰富的素材。 在对现有文献和研究成果总结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首先从集体乡镇企业改制前所面临的宏观政策背景的变化来判断改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工业化理论为研究基础,运用描述、比较、综合等方法对以往文献进行了整合和归纳,对我国的工业化战略和集体乡镇企业的改制趋向作出判断,最终验证了改制是集体乡镇企业面对变化的市场和宏观政策新环境的适应,是对改革逻辑的适从。 其次,从集体乡镇企业的资金和负担两个方面对改制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对资金存量和流量两个层面的研究发现,改制前集体乡镇企业受到资金的严重制约,资金存量和流量都存在较大供需缺口,投入和产出极不对称。而获得外部资金的前提是调整产权结构,通过改变产权结构获得多元化资金是集体乡镇企业弥补资金缺口的必然选择。对集体乡镇企业所承担的支农建农、利息及群众集资负担等的研究表明,改制过程也是企业减负的过程,同时改制也使得政府彻底摆脱了原先承担企业连带债务的风险。正是因为地方政府有彻底摆脱债务牵连的动机,改制才能得到其积极的鼓励和推动;正是因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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