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尝试性地对赖纳特一贾根良有关“生产性制度”概念的内涵作了更深入的解释和拓展。尽管赖纳特对经济学中生产和交换两种脉络进行了区分与梳理,贾根良明确地提出“生产性制度”的概念,但他们都没有就理论的具体框架做出分析,本书的理论则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结合经济学说史和后进国家经济追赶的历史,提出并论证了有关生产性制度的一般性原则及其分析框架。 (2)将演化路径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路径创造与后进国家通过技术学习实现追赶的实践问题相结合,认为后进国家技术学习的阶段性特征和能力积累的路径依赖性形成了根本的矛盾,追赶是一个不断对战略和制度基础进行调整以实现技术学习进而不断实现阶段性跃迁的过程,如果后进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有可能会导致“锁定”在低效率路径中的危险,而错误的制度改革方式甚至会带来学习路径的破坏和经济退化。 (3)通过对交换机、轿车和半导体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产业的翔实分析,提出了特定技术范式所对应的知识和资本壁垒、技术变迁速度以及技术关联程度三个方面是后进国家追赶难度的主要决定因素,从而深化了新熊彼特经济学对后进国家追赶的“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的分析框架。 (4)分析方法上,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将中国的技术学习和发展置于广泛的后进国家追赶的背景之下,第二章到第五章都是通过对大量后进国家和地区追赶历程的典型化事实进行概括、剖析,总结出决定成功和失败的关键的“产业特定”和“制度特定”因素,以此为基础来分析中国的技术学习和能力积累的历程与现状以及深层的政策、制度决定因素。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够对中国的学习路径、绩效和制度特征做出更好的定位。比如,在整体经济层面,通过与苏东国家的比较发现,中国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强调发展和结构变迁的重要性,通过积极地对经济体系的各个部分进行改革,重塑了学习模式和制度基础;通过与东亚模式的比较发现,中国改革以来的制度建设尚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导致学习和技术能力尚处于较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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