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发展和国民日益增长的需求都要求提供更加充分的大病保障,但目前我国大病保障相对不足,本书通过对我国典型地区大病保障实践的成本-效益比较,发现制度统一、有序就医、健康红利的东莞模式相对最优。借鉴国际上绝对数、相对比、混合式等三种自付封顶方式,在逐步取消基金封顶的条件下,我国可以探索建立多层次绝对数自付封顶模式,并利用“互联网+”及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推动医保治理现代化,提高大病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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