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所有权优势与“一带一路”投资战略研究 策略篇》高清PDF
中国自2006年加入WTO过渡期结束之后，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迅猛发展。在短短不到10年时间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过引进外资金额（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千亿美金），一跃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这样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净贸易出超与净资本输出成为非常明显的双元特征。这一双元特征也意味着，以往针对中国贸易出超的国际贸易纠纷（包括反倾销与反补贴），今后有可能通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发展予以平滑；但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贸易出超水平的下降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日益增加，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有可能出现。在中国高端制造业基础尚未牢固，低端制造业的就业需求依然大量存在的两难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亟待从宏微观一体化的战略视角重新审视与思考。中国自2006年加入WTO过渡期结束之后，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迅猛发展。在短短不到10年时间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过引进外资金额（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千亿美金），一跃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这样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净贸易出超与净资本输出成为非常明显的双元特征。这一双元特征也意味着，以往针对中国贸易出超的国际贸易纠纷（包括反倾销与反补贴），今后有可能通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发展予以平滑；但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贸易出超水平的下降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日益增加，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有可能出现。在中国高端制造业基础尚未牢固，低端制造业的就业需求依然大量存在的两难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亟待从宏微观一体化的战略视角重新审视与思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诞生了本书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理论新视角-“超所有权优势”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包含了所有权特征（Who），所有权结构（What）及所有权的区位联系（Where）等不同维度，并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常效”风险与“失效”风险两种情景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不同行为特征及其治理安排。本书运用了简洁的“治理三角”框架进行分析论述，其中隐含了这样一项假设：当我们在探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治理对策时，不仅可以运用“治理三角”每一顶点处的治理安排，而且就选定的每一顶点处的治理安排，依然可以深入进去，在更为显微的世界里探讨“治理三角”的全面应用。“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新近提出的国家外向型发展战略，自贸区谈判建设则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抓手与制度创新。站在对外直接投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指明了外向投资的方向，自贸区安排则提供了外向投资的安全港湾与加速器。因此本书对正与中国政府开展自贸区谈判以及具有自贸区谈判潜力国家的宏观政治、经济与社会稳定等风险维度做了测算，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风险指标，揭示了在上述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可能遭遇的不同风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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