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清末的现代企业作了个案研究,认为现代工商业成功的基础是有一个鼓励商人积极经营、敢于冒险的机制,而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并非仅是“监督”,而是代表官方的监督者成了实际的经营者,国家的监督变成了官僚的控制。作者将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日本明治维新作了比较,认为日本的成功之处在于,起初也是官方举办、扶植现代企业,然而一旦企业能自立,政府便将企业转售私人。该书对这一阶段中央与地方、商人与官员和中央有关机构间的关系也作了非常细致的探讨。经过深入的分析,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的时候,虽然中国已经兴办了一些现代企业,其中有些还颇具规模,但由于没有现代经济的内部结构如现代信贷和市场设施等将其从功能上结为整体,所以这些企业本质上是分散的,得不到制度的支持,也就难以发展。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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