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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存在着所谓“新货币共识”。建立这一共识基础上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从溢出效应和福利效应两方面研究协调对稳定通胀和产出的重要性，并提出国际间最优合作货币政策的一些设想。从国际金本位建立至危机发生前，国际间存在着一定货币政策协调活动：固定汇率制下协调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汇率的相对固定；在浮动汇率制下则以稳定通胀和产出为协调目标。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在反思货币政策理论时，大都认为货币政策要重视金融稳定。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重新探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福利效应，认为不能仅限于稳定通胀和产出，还应考虑协调对金融稳定的作用。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后，各国加强了彼此间货币政策协调，但在合作的同时还存在许多不和谐之处。随后爆发的欧债危机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体制问题，欧元区今后不仅应该从货币联盟走向财政联盟和金融联盟，还应注意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差异性和相对灵活性。受两大危机的推动，近年来东亚地区的货币政策协调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从而影响金融稳定。研究表明，在我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间，我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而之后的紧缩货币政策则使影子银行过度承担风险，这都会影响我国今后的金融稳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还会对他国金融稳定产生溢出效应。作为主要国际储备发行国的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其他国家金融稳定，而“格林斯潘之谜”也说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会影响美国的金融稳定。为维护金融稳定，后危机时代，各国货币政策协调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加强全球流动性管理。为预防全球流动性过剩，需要各国在调整本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在建立多边协调机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加强合作。为应对全球流动性短缺，必须从增强各国的国际储备自我保护功能、进一步推进货币互换、完善区域金融稳定机制和建立全球最后贷款人制度这四个方面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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