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分上下两篇,上篇将八思巴字文献与《蒙古字韵》作对比研究,下篇八思巴字58种汉语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上篇除绪论外分五章:首章从文献与《字韵》的异同看《字韵》,二章言《字韵》声母系统,三章言韵母系统,四章言八思巴字拼写规则,五章从《字韵》看元代语音研究。工程浩大,皇皇巨著不下五十万字。《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既立足于文献,专注于文献,就脱不了学术研究史的干系。可以说,《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有两个本体研究,一是八思巴字文献音系与《蒙古字韵》的关系的对象本体研究,一是引进历代学者研究成果,学术史本体研究。这两个本体融贯于《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互相依存和促进,且前者是横向的,后者是纵向的。横向的就主要概念及其体现而言,纵向的就历代学者的阐说、揭橥而言,经作者的艰苦努力,横向和纵向形成综合,而非“两张皮”式的离散。在综合中,重点始终专注于第1个本体研究,而以第二个本体研究为参照点,以致《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形成“接着讲”的总格局。“综合”和“接着讲”,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学术研究中必然遇到的“双本体”关系处置的创新。例如“八思巴字官印用字与《蒙古字韵》之比较”题,文中举出照那先生《元国书官印汇释序言》中的话,以八思巴字为“国书*重要的用途”,又举出罗常培、蔡美彪说官印“由中书礼部造发”,对“当时统一规定用蒙古字”起直接作用,循前贤之指点和思路,作者遂即展开他的大规模工程:对官印字作全面整理研究,将官印字全部编进统一的总字表,总字表的制订体例,即字头整体排列全部按《蒙古字韵》十五韵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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