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前人说过:“史学即史料之学。”所谓史料,在现代史学界远不止是正史记载和档案记录,更有价值的往往是那些须通过田野考察才能得到的实证资料。这个具有现代科学理念的“田野考古方法”是西方现代史学的基础,于20世纪初被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前辈引进到我国,立即引发了我国历史学领域波及思想界的一次飞跃:因为有了甲骨文的破译和其他各类出土文物的佐证,我们恍然发现现代人掌握的上古三代的可靠史料比孔夫子时代更为丰富、可靠。对于建筑历史学科和文物保护事业而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等先贤也正是在这个社会氛围中,开启了一条以田野考察方法结合文献考证、建筑学本体理论,重新发见古代中国建筑体系的道路。他们是我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亦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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