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参与GVC对整体CIE的影响：基准模型（9）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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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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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系数估计的t值；***、**、*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水平下显著。

具体分析来看，深度GVC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正向影响最大，根据表2中列（3）回归结果，深度GVC系数显著为0.802，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GVC中的生产阶段数以及跨境次数的增加主要是承接了较多的加工组装等碳排放较高的分工环节，产生较多的出口国内隐含碳，最终使CIE增加。前向参与度对CIE的正向影响同样较高，表2中列（1）与列（2）系数分别为0.790与0.798。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前向参与度的提高将使用更多的国产品替代进口品，从而获得更多的出口增加值，但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国产中间品的能耗水平较相对高于进口品，因而可能带来更多的碳排放，进而导致CIE上升。表2中列（1）结果显示，后向参与度对CIE的影响同样为正但相对较小。后向参与度提高将使发展中国家承接更多的下游生产环节，而中国比较优势当前仍主要集中于劳动力和资源型产品，后向参与的生产环节仍以劳动和能源密集型为主，此类生产环节的增多仍会使得CIE上升。根据表2列（2）与列（3）的回归结果，前向生产长度对CIE的正向影响较低。相对而言，GVC地位指数提高对CIE的抑制作用明显。表2列（3）中GVC地位指数显著为-0.501，主要是因为GVC地位指数的提高使我国在出口中将会获得较高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并且价值链上游主要为生产率及技术较为先进的分工环节，生产过程更加“清洁”，产生的隐含碳排放相对较少，CIE将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