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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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竞争及其经济发展效应——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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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检验值。下表同。

从解释变量方面看，两种权重下经济规模对户籍管制程度显著负相关，系数分别为-0.0907和-0.0648，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规模越大的城市户籍管制越严格，而经济规模越小的城市户籍管制相对宽松。这与现实情况基本一致，如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城市经济规模超过其他地级城市，同时这些城市户籍管制程度也显著较其他城市严格。另外，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财政支出与户籍管制程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并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越大的城市户籍管制程度越宽松，说明虽然放松户籍制度管制会增加城市的管理成本，但城市政府愿意为吸引更多的投资这么做，并用更多的财政予以配套支持。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在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中，两种权重下劳动力投入与户籍管制均呈显著负相关，而在动态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中劳动力投入与户籍管制相关性并不显著。这表明户籍制度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而劳动力投入对户籍制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就解释了户籍制度的内生性。在城市单方面拥有决策权的情况下，本地劳动力考虑到自身福利并没有改变户籍制度的动力，而广大外来人口对户籍政策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因为外来人口在城市治理方面并没有话语权。地理权重下经济规模和经济权重下固定资产投资则相反，其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地理相邻的城市经济规模越大或经济发展程度相近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越大，对本城市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使本城市放松户籍管制，吸引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大。可见，与劳动力相比，城市政府的户籍制度更倾向于对经济规模和资本做出更积极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