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四类社区事务风险的对策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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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风险：走出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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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国社会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并未建立这种对规则的虔诚[30]，在实际的事务中也往往是讲究目标而不讲究手段[31]。当出现与成员意愿违背的情况时，成员会将与其不处于相同境况的成员视为对立者，从而难以建立或保持对社区各个组织、决策制度的信任。进一步而言，这一信任困境最为棘手的地方在于使得当前针对这四类风险的对策，尤其是借鉴来自于西方社会的对策难以发挥长久的效用（见表4）。这正是由于在我国的社会基础中，信任的机制具有递进性，个体对于制度的信任需要通过代表或执行制度的人作为中介，再加上个体对于决策结果而非决策过程的关注，当社区成员遇到自身利益受损、权益未能实现、意见未能表达等情况时就会推翻以往“自己人—外人”的界定。也就是说，即便社会成员已通过信任某个负责人或带头人而信任决策机制，但当其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牺牲品”或“少数人”时，曾经的“自己人”就成为“外人”，甚至成为侵害和剥夺自己权益的“合谋者”。这就使得在应对四类风险时，需要借助市场机制、政府背书及权威、民主集中制、居民监督制等常用的手段，这样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抑制风险而建立信任，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