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8 2013-2017年四省藏区10个自治州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空间联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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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藏区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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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分析。依据图5可以发现，2013-2017年回归直线斜率（Moran’I的值）均为负值，其中：2013年为-0.687 (P值为0.010），2014年为-0.511 （P值为0.030），2015年为-0.425 （P值为0.050），2016年为-0.417 （P值为0.090），2017年为-0.489 (P值为0.050），由第二和第三象限向第一和第四象限发展。空间单元位于第四象限居多，这说明2013-2017年四省藏区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以“高低（HL）”空间关联为主，其具体表现为较高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单元被较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单元比邻包围的空间分布模式。从表8可知，甘孜州、阿坝州和迪庆州的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只有两年处于“高高（HH）”空间关联形式，这表明四省藏区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自治州在很大程度上与周边自治州存在显著差异，还未形成高水平的聚集区域及扩散效应。玉树州的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低高（LH）”空间关联形式，表明该自治州的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并且被较高水平的自治州比邻包围，在比邻高水平自治州的影响下处于过渡发展阶段。海南州和果洛州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低低（LL）”空间关联形式，这表明这两个自治州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处于低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甘南州、海北州和海西州的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一直处于“高低（HL）”空间关联形式，这表明这3个自治州的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并且被较低水平的自治州比邻包围，具有较为明显的极化效应。即这3个自治州抑制了比邻空间单元的发展，导致四省藏区整体协调发展水平差异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