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恐怖主义风险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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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风险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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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中，***、**、*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因篇幅限制，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报告，备索。

基于如式（1）所示的计量模型，我们分别从流量、存量两个角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恐怖主义风险对中国对该地区国家OFDI的影响效应进行估计。首先考察沿线国家的恐怖主义风险对中国的OFDI流量的影响，表1各列报告了两个恐怖主义风险衡量指标的估计结果，其分别对应加入和不加入控制变量两种情形。在不纳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形下，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次数衡量的恐怖主义风险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579，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这一估计结果初步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恐怖主义风险对中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在第（2）列中，我们进一步控制了地理距离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开放程度、制度质量等变量，此时恐怖主义风险变量估计系数的显著性以及绝对数值量级虽然均有所下降，但仍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从而再一次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恐怖主义风险显著阻碍了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接着我们将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次数这一衡量指标替换为恐怖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结合第（3）、（4）列的估计结果来看，无论是在控制或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恐怖主义风险变量的估计系数均至少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显然，上述估计结果在表明本文的计量分析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的同时进一步佐证了沿线国家的恐怖主义风险的加剧会对中国的OFDI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论断。以第（2）、（4）列的估计结果为例，平均而言，当沿线国家的恐怖主义风险上升10%时，将导致中国OFDI流量下降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