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辽纪》取材《辽东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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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纪》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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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依据《辽海丛书·辽纪》与《辽东志》编列

《辽纪》是按年分载太祖、太宗、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八朝辽东史事，共八十七条，涉及到机构建置、朝廷征讨、夷虏款塞、抚按谏议等内容，大致反映了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交流、地方社会状况等部分情形。以体例而论，本书实类纲目体，编年系事，顶格书写提要为纲，次行低顶格一字分注为目，以“追原其始，遂言其终，详陈其事，备载其言”等多种方式解说提要。据事直书，罕言褒贬。且此书既阙凡例，又无序跋，故实难寻讨作者著述缘由及本书史料之来源。谢国桢先生肯定此书可资明史考订，主要原因应该是断定此书多取材于《明实录》之故；然而金毓黻先生以《明实录》与此书相校，即发现此书所记地方机构置罢年月与《明实录》所记甚不相合，“如辽东卫置于洪武四年刘益奉表来归之日，而是书则云置于二年，辽海卫置于洪武二十三年，而是书则云置于十一年……行太仆寺置于洪武三十年，而是书谓在十一年”“（洪武）二十年命东川侯胡定等北伐纳哈出，当为胡海之误。”《实录》取材于官府原始案牍档册，取详于年时月日、官履、人名，而《辽纪》所载与之乖舛如此，故而金毓黻先生判定“田氏未尽依据《实录》，杂采他书或据传闻以成此作。”在《叙录》中，金先生还指出:“是书谓定辽左右二卫置于洪武十年，虽异于《实录》，而与《辽东志》则吻合，是其致误之由亦未必无据”[3]，由于未做完全归纳，金先生在此委婉含蓄地指出《辽东志》或为本书所依凭的材料，用词之审慎，态度之谨严，体现出老一辈学人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由此，笔者以嘉靖十六年刊《辽东志》与本书对校，发现实如金先生所指示的那样，可以肯定《辽东志》确是《辽纪》取资的材料之一。《辽纪》的八十七条内，其中三十二条直接取材于《辽东志》，现以表格的形式胪列于下，以明其出处及二书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