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4 应对倾向在风险认知和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模型的回归分析（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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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校学生风险认知、应对倾向与负性情绪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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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P<0.01；***P<0.001。

采用Hayes[10]开发的PROCESS Model 4检验应对倾向的中介作用，将风险认知作为自变量，负性情绪作为因变量，性别、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最终结果表明，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13，P<0.001）；纳入应对倾向后，风险认知仍能显著预测负性情绪（β=0.09，P<0.05），且风险认知对应对倾向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0.12，P<0.001），应对倾向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也有统计学意义（β=-0.35，P<0.001），见表4。进一步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应对倾向的中介效应Bootstrap95%CI为（0.01，0.08），表明应对倾向在风险认知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中介效应为0.045，占总效应（0.133）的3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