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政策效力量化标准:1978—2018年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演进特征——基于206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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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8年中国农村环境管理政策演进特征——基于206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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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便于评估人员对量化标准的理解,该表中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反馈只给出了5、3、1分3个差别较大的分值,4分及2分的量化标准分别介于相邻的标准分值之间。

政策文献具有多维特征,本研究从政策发布年度、政策发布主体、政策发布形式、政策作用对象、政策工具以及政策效力6个维度对中国农村环境管理的政策文献进行量化分析。政策发布年度反映农村环境管理政策体系的整体演进特征;政策发布主体揭示农村环境管理的主管部门以及不同部门的合作情况;政策发布形式包括法律法规、通知、意见、条例、规定、规划、办法等形式,反映政策的权威性和力度;政策作用对象是指政策所针对的具体农村环境管理问题,包括原生态保护(农村水环境、农村生态环境、农村土壤环境、农业面源污染、水土保持)、化学品投入(化肥、农药、农膜)、废弃物处置(秸秆、畜禽粪便)、人居环境等方面;政策工具是政府所采取的用于农村环境管理的政策措施和手段的集合。根据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OECD)、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相关研究[25],本研究将农村环境管理的政策工具分为四大类: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信息公开型和自愿参与型[26]。政策效力是指政策文本的整体内容效度及其影响力[27]。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28-29],本研究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政策反馈4个维度构建农村环境管理政策的政策效力评估模型,具体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