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 中国睦邻安抚信号的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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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焦虑、信号传递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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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针对主流文献的局限性，本文对信号分类逻辑进行适度修正。首先，进行“话语—行动”二分法并不能区分善意的呈现形式，有些善意表达即是行动也是话语，但它们要么是情感性形式，要么是物质性形式。（1）情感性安抚是一种令人暖心的姿态，可增进对方的情感依恋，例如微笑、主动伸出援助之手，都可以传递温暖人心的善意。物质性安抚是一种令人安心的风险投入，通过重大实践来赢得对方信任。情感性感动与物质性交换，构成中国善意呈现的基本形式，两者都是积极让步的安抚姿态。其次，“廉价—昂贵”二分法关注了信号成本，但没有分析成本来源问题。关于“沉没成本”（sinking costs）和“束手信号”（tying hands）的二分法，从时间上区分了“事前”与“事后”成本，但并没有指出这些事前事后成本来自于哪里。（2）概言之，“沉没成本”信号的基本特征是：成本发生在事前，属于前期风险投资；成本来源于信号传递者的投入，即无论信号接收方如何反应，“沉没成本”都内生于信号传递者的行动。“束手信号”的基本特征是：成本发生于事后，取决于未来是否兑现；成本来源于外部制约，违约将遭到外在其他行动者的惩罚。这样，信号成本不仅是时间性的（事前—事后），且其来源也可分为内生性与外生性的。（3）早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就认为，要区分内生于信号传递者的信号成本与外生于市场结构的信号成本。（4）简单来说，内生性成本源于自律，取决于信号传递者自己的言行；外生性成本源自他律，取决于外部制约。（5）由此，按照善意呈现形式（情感性—物质性）与成本来源（内生性—外生性）两大维度，可以划分四种安抚信号类型（参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