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 我国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市评级监管法律及行政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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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评级业“强监管”路径和框架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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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法律位阶较低且散乱。据统计，自1993年《企业债券管理条例》首次援引信用评级起，至2019年8月末，我国涉及评级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有103个，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其证券委、法制办、金稳委、“一行三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易所、协会等15个部门。其中，法律位阶最高为《证券法》，其次是《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专门针对评级的制度有23个，除《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系部门行政规章之外，均为规范性文件。二是多头监管问题突出。主要存在于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市（见表2）。其一，同一监管对象适用两个市场，配套两个监管部门、两套制度标准、两个自律机构，监管内容相近、方式相仿，监管重复、增加被监管对象负担。其二，两市分头认证，同一受评主体可获得多个信用等级，倒逼评级机构调高信用等级，导致等级虚高，加剧无序竞争。其三，与国际监管存在差距。我国评级机构“走出去”步伐滞后，评级监管规则不统一是阻碍其“走出”国门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