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超额委派董事对董事投票行为监督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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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委派董事、大股东机会主义与董事投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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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样本数量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主要被解释变量董事投非赞成票Companyvote对应2006—2015年，而ΔRoat+1和ΔOrect+1则对应2007—2016年。

按照（2）式所示的回归模型设定，本文检验实际控制人超额委派董事对董事投票行为的监督效果的影响。由于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往往与以前年度的业绩等公司特征相关，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董事投非赞成票具有选择性偏差。为了克服由于选择性偏差带来的可能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借鉴类似文献的做法（叶康涛等，2011；祝继高等，2015；Tang et al.，2013），本文采用处理效应模型来控制董事投票行为的自选择偏差问题。参考公司治理文献中通常处理方法，以及基于前文影响因素考察部分的分析，本文首先用控制变量和合适的工具变量对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董事投非赞成票（Companyvote）行为进行第一阶段的Probit回归，计算得到逆米尔斯比率（Lambda），然后代入经济后果检验的方程中进行第二阶段的OLS回归。借鉴叶康涛等（2011）的研究，本文采用当年董事长是否发生更替作为董事是否投非赞成票的工具变量。选用这一工具变量的核心逻辑在于董事长作为董事会的核心，享有更高的权威。如果当年发生了董事长更替，则新任董事长的任职时间将迟于现任董事的任职时间，董事会形成内部人控制格局的可能性较低，从而使董事保持更强的独立性。而董事长当年的更替行为与当年会计绩效则无直接联系。因此，这一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性和相关性的要求。表3报告了处理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