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1978-1984年间与“信息”相关的批判学派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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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现代化:“信息”在中国新闻界的转型与传播学的兴起(1978-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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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以批判话语形态出现的“信息”进一步提示我们，有必要将1980年代前期在国内出现的传播批判学派视野纳入到中国传播学兴起的历史线索中。赵月枝指出，在1982年施拉姆计划访华的同时，席勒也在策划中国之行，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行；北美批判学派先驱达拉斯·斯迈斯（Dallas Smythe）早于施拉姆，在1971年便来到中国，他提醒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文化屏障”来过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流入（赵月枝，2011:244；李彬，2013；刘海龙，2015:123-127）。无论短暂出现的历史支流，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访华，最终都没能使批判传统成为中国传播学的主导范式，实证主义传播学经过1980年代的发展在中国落地，施拉姆访华也因此被称为点燃中国传播研究的“助燃剂”（姜飞，2008）。随着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新闻学界开始将具有政治性的“信息”置换为具有科学性的“信息”，“信息社会”理论也在追赶世界新产业革命热潮中转换身份，变成了助推新闻传播学走向现代化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