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 OFDI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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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距离、相邻效应与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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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K-P为Kleibergen-Paap；（）内表示t值；[]内表示p值。下表同。

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还对工具变量的多种统计量包括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检验等进行检验来判别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否合理，检验结果均支持文中使用的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处理了可能存在的制度距离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稳健。除制度解释变量之外，一系列的控制变量中，东道国市场规模（hgdp）对中国OFDI的影响显著为正。东道国市场机会（东道国人均GDPhpgdp）和东道国市场潜力（东道国人均GDP增长率hggdp）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不稳健，表明中南半岛国家市场机会和市场潜能对中国OFDI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十分明显。外资开放度（FDI Inward）对OFDI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是因为东道国对外资开放程度越高，表明该国外资相关政策越友善，对外资的吸引力亦会愈强，投资母国也会有很大的可能性选择在该国进行投资。贸易开放度（Trade Open）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出口贸易对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这与张为付和李逢春（2011）的研究结论相吻合。间接标价法下人民币与中南半岛国家货币之间的实际汇率（Re）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较于东道国货币，人民币升值也即人民币购买力的提高会促进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